中的但书条款来使其免于刑事追究。
刑法的威慑力固然存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针对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犯罪类型，他们对于刑罚的认知和恐惧程度是不同的。
任真的话里满是无奈：“在我看来，任何立法的修改与调整，都要考虑到具体执行层面的行动逻辑，以及由此可能出现的，完全与修改初衷相背离的结果。
至于这个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很少使用，这就是机械司法的问题，而不是立法上应该考虑的。”
同理，卖银不是犯罪，但组织卖银是犯罪，寻找组织卖银河贩卖读品入罪的共同点，我们会发现两罪都是对他人的自损行为进行了剥削和利用，所以这时候对他们适用刑法进行规制是合理的。
在立法上提升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只能满足大众的正义感，但带来的后果未必是好的，因为当地相关人员面临一个‘居高不下’的起刑，可能连罪都很难定下，甚至连解救的可能性都大幅降低。
当然，我只是说相对于被收买的妇女而言，这种概率会小一些。
在这次讲座之前我收集了一些判决，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与强奸罪并罚，以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与非法拘禁罪并罚的判决的确存在，但是比例很小，大多数案件仅仅判决构成收买妇女、儿童罪，刑罚也大多在一年左右。
“任律师说的现实情况，确实是我们坐在教室里很难看到的。”
“这种杀鸡儆猴的思路，跟几千年前的严刑重法思想不谋而合，但若是重刑主义真的有效，我想早就不会有杀人抢劫强奸这样的犯罪存在了。
如果不考虑这些，那不是关心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怒火，展示自己那微不足道的良知罢了。”
比如自愿购买读品吸读的行为本身是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因为购买人是完全按照其本身的意志处分了财务。
所以我坚持认为，作为一堆共同对向犯，刑罚出现这样的失衡现象，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的。”
“我一直主张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从刑法基础理论出发，主要是基于共同对向犯理论。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多数共同对向犯的刑罚是基本相当的，但是到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妇女、儿童罪却变成了悬殊。
那么说回收买妇女、儿童罪，对于需要靠金钱收买婚姻的人来说，买媳妇生孩子的利益，对某些穷苦山区的人来说是即使杀头也要争取到的，那么这时候刑罚是三年还是十年，甚至是死刑，对这些犯罪人来说没有太大区别。”
这种较深层次的理论上的剖析，对于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罪名的学生们来说，还是有些太过晦涩难懂了。
“您这个观点，我可能也没办法完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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