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在与霍普结盟之后，生意一日千里，实力壮大之余，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给兰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谢尔本伯爵）写信：“我主要关注三件事情：一为本家族产业，二为公共事务，三为东印度公司……”此时他的目光已投向东方的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他已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无穷商机。

　　1787年弗朗西斯在给皮特首相的海军秘书亨利·邓达斯（HenryDundas）的信中，力陈与荷兰订立贸易条约的好处：“荷兰以贸易立国，可帮助我们的产品扩大在印度市场的销路，这对我国事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政治上给予我国有力支持，由于我们两国根本理念同出一脉，利益互补。就我国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国本身的长治久安，其次为贸易利益；而荷兰的重要利益同样有两点，其一为东印度群岛之垄断权，其二为贸易利益。两者的根本利益不相冲突且经济互补性强，应维持战略合作关系。”[8]这封信表面上是为国家利益考虑，而其背后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经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进政坛的是约翰·邓宁（JohnDunning）。邓宁时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首席大律师，他与伊萨卡·巴雷（IssacBarre）上校是密友，这个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计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结义”，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兰斯道恩侯爵为靠山，组成令旁人看而生畏的三巨头同盟。

　　邓宁帮助弗朗西斯进进政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债务陷阱无力偿还，从1783年开始，弗朗西斯每年为他偿还5000英镑的巨额债务，时间长达6年之久。

　　在三巨头的运作下，英国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为上宾，在塞内加尔奴隶贸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罗陀驻军、海关改革等题目上全面听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贸易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做大做强。

　　巴林家族在政坛上的耕耘终于获得回报。他们与政府部长们的紧密关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经常光顾巴林家族。其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战事吃紧之际，前方将士补给严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担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重任，兰斯道恩侯爵更为其争取到军粮供给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现为英国纳税人节省了7万英镑，而自己获得一厘的佣金收进，共获利1?1万英镑。1780年，英国政府试图寻找某一银行家族为其北美战事融资，且这一银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户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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