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派彗星来的。

　　在深宫中养腿的朱翊钧，曾指示侍从室从头梳理历史上所有彗星的记录，试图从逻辑上证明“彗星灾异说”的谬误，从而动摇“天命不可违”思想，为变法扫除思想上的障碍。然而很遗憾的是，这次“谬误证明”最终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侍从们以史料上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彗星这玩意的出现，大部分确实和灾异相关。

　　站在皇帝一方的侍从试图反证：灾异是一种常态，彗星是一种变量，两者重合并不意味着灾异和彗星有相关性，毕竟历史上好多次更大的灾异和亡国之兆并没有彗星作为呼应。

　　这不失为一条好的宣传路子，但驳倒这一论点也非常容易：谁规定“天”只用彗星这一种方式来示警的？地震、大水、异形的动植物，都是警告手段！

　　究其本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不过是对皇权无可奈何之下的约束手段。因为它从逻辑上的自洽，要推翻这一学说非得科学大成，且深入人心不可。

　　朱翊钧想利用历朝历代被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史官所作的记录，来证明彗星无关乎灾异，相当于拿史官的刀来削他们的把儿，简直缘木求鱼。

　　即使到了科学昌明二十一世纪，相信天人感应学说的还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灾异，已经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钧想起这个年份，心里面也照样嘀咕。

　　于是，深感任重道远的朱翊钧，只能约见朱载堉，向他提出关于彗星的一些设想，并让他组织皇家格物院的天文专家进行验证。

　　另外，两京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彗星和灾异之间的讨论文章，正反两方争论的不亦乐乎，对朱翊钧来说，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彗星和张居正的夺情之议，并未引起政治上的动荡，不过是因为现在皇帝用刀子开了无双——无人敢做杖马之鸣。

　　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变法诏书在贯彻过程中就一帆风顺。相反，因为皇帝和张文明遇刺引发全国性的大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统治阶层，很多成了无脑黑，连变法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抵制变法政策的实施。

　　他们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项县政的实施，都离不开乡绅族老对本族的宣贯和带头，他们只要对县衙官员来一个集体的避而不见——就能让一县之政大半停摆。

　　更别说，好多乡绅还通过本族子弟控制着县学，而县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评，县学学生在士林中给出差评是县官不可承受之重。

　　万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时候，人数已经超过五万，近千豪绅因此破家。而他们的姻亲故旧，近乎能联络上全国小半以上的士绅。出于对锦衣卫乱兴大狱的抵制，变法在帝国基层的阻力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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