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他坐在轮椅上挥手道：“但办法总是有的，槱森的新诗将会让此别开生面！”

　　槱森就是徐志摩。他和胡适一直通信，前月刚刚从英国回来就被胡适叫道了京城。他一说槱森。大家都看向下巴上还没半根毛的徐志摩，被这么多人审视，徐志摩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胡适见大家这么看着徐志摩，立即咳了几咳，有些痛心疾首的道：“诸君，我们前往不要小看了习惯和语言的重要性！

　　有道是水土不服，中国要全面西化就一定要革除文言文，同时还要全面清除宗族、农历，同时还要更改国名。共和国也好，民国也罢，反正就不能是大中华国，更不能是中华帝国。这些要做的事情里头，语言是第一重要的！文字反倒无所谓，从小篆到行书，文字若不实行拼音，那改的意义不大。

　　什么样的语言便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思想便有什么样的国人。医学上说病菌的生殖需要环境，同样，思想的生长也需要环境，唯有改变旧有的语言环境。文化才能革新，封建糟粕才能去除、自由民主才能生根落地。所以，在一切要改东西的当中。语言是第一重要的，只要攻破了这一关。那接下来的时代潮流便由我们这些人引领，这正是国粹党章太炎等人死守的原因。

　　国粹党为了迷惑民众。说什么‘书面用文言文、口头用白话文的习惯古已有之，文白两不相同逾数千年，根本没有改进之必要’。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假使事实真的如此，那也应该为反对而反对。以往，我们推行白话小说，比如豫山便写了好几篇白话小说，小说确实写的好，可报纸不让登载，那效果便完全没有了。

　　所以，短小又绝美的新诗一定能别开生面。为何如此？因为诗是可以口头传咏的，而一篇小说，那怕再简短也是无法传咏。那些老学究不是说文言文很俗吗，不美吗……”

　　说到这里胡适很不自然的扶了扶眼镜，当时在北大争论文言文白话文时，曾出过两件糗事。一是同为北大教授的黄季刚，谈到白话文和文言文那个更简洁，便举例说‘比如胡适老婆死了，家人发电报报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那就要写‘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九个字，电报费要多两倍’，此例一举，全场捧腹；

　　再一件就是为了回击黄季刚的例子，一次讲座上胡适说白话文比文言文更简洁，而后让学生举例，一个北师大的女学生站起说了个成语：‘无能为力’；胡适当即对之曰：四字太费，三个字即可，那就是‘干不了’，全场掌声如雷；可北大终究是坏人多，下一个学生直接念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请先生精简。胡适当即就傻了，一班支持白话文的人士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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