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要说的吗？”
到了这里，这个争议点已经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了。
光是以一个废止了的交通标志，宋雅君都觉得几乎可以杀死比赛了。
“没有了。”
苗一雄和郭天启对视一眼，只能摇头。
“那原告这边继续。”
法庭辩论走到这里，任谁都能看出来，西城区交通队确实是不占理的。
而且现在还没有进行到本案最大的争议点，一百多次违章都没有通知一次，就算这个交通标志是有效的，司机闯了限行确实有错，难道这交通队的工作就没有一点失误吗？
“根据我国道理交通安全法以及A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第一百零七条明确规定，执法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违法行为记录的，应当书面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
西城区交通队记录了杜安良未处理的违法行为高达一百零五次，却从未履行过其‘书面告知’义务。”
剩下的两个争议点存在交叉，任真索性一次性全部说出来了：
“根据道理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应当按照该规定第八条做出处罚决定，也即制作简单程序处罚决定书。
可事实上，西城区交通队只给杜安良出具了二十四次违法记录的处罚决定书。
无论是未履行书面告知义务，还是在杜安良无意间发现违章后去交通队进行处理，却没有收到全部违章的处罚决定书，原告方认为被告的执法行为都违反了法定程序。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同等重要，如果连执法的程序都不合法，作为被处罚一方，又怎么能从内心认可这样的处罚呢？”
“没有对他所有的违章出具处罚决定书，是因为电子信息卡上只能记录二十四条违法信息，不是我们不给他出。”
郭天启觉得很是委屈：“电子信息卡上没有记录的，我们系统上打不出来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以我们都是让他们去银行缴罚款，然后给他们开缴款证明。”
“被告内部的系统存在何种局限，又或者是存在何种漏洞，这不是身为普通老百姓的杜安良应该考虑的，也不是他能考虑的。”
任真反唇相讥：“作为一名司机，他只知道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规定，只要他去处理违章，那交通队就应该给他出具相应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书。
至于你们系统为什么开不出来，那是你们内部应该处理的问题，不能拿开不出来作为程序违法的借口。
更不要说，在长达五个月高达百余次的违章产生过程中，被告从未采取任何行为，履行其对原告的‘书面告知’义务。
不按规定告知在先，不按规定出具决定书在后，原告方认为，这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应该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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